作者：keva
时光网讯：2025中国电影导演之夜当晚，全程最瞩目的年度导演荣誉颁给了管虎（《狗阵》），评委会特别荣誉导演授予了万玛才旦（《雪豹》）。
颁奖正式开始之前，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贾樟柯介绍，电影导演协会会员超过500个，且每年都在纳新。导协是全体中国导演的大家庭，青年导演会在这个大家庭里得到培养和呵护。大家并肩往前，路会走得容易一点。
而对于青年创作者来说，加入导协之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，如何成为一个导演，如何拍出第一部电影长片。
30年前，贾樟柯一边当编剧枪手赚钱，一边向朋友集资，甚至允许演员“带资进组”，集多方之力拍了短片《小山回家》，获得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故事片金奖后，开始被投资方注意。
90年代中期，就拿着投资方给的20万拍了《小武》。《小武》在国际影坛大放异彩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拍戏的资金困扰。从《小武》《站台》《三峡好人》再到《天注定》《山河故人》《江湖儿女》和《风流一代》，贾樟柯的路相较很多导演来说，算是走得非常顺畅了。
转眼30年过去，汾阳小子已经蜕变成了中国导演协会会长，站在新的高度，帮助青年导演成长。2025青葱影展期间，时光网与贾樟柯进行了一次深谈。回望过去30年的创作生涯，贾樟柯坦言，筹集创作资金相对容易，但还是会遇到其他问题。
时过境迁，怀揣电影梦的青年导演依然一波接一波涌现，只是当下的机遇与挑战不同往昔。贾樟柯的幸运，很难复制了。
拍出第一部电影
贾樟柯爱上电影，是因为看了陈凯歌导演的《黄土地》。片子里的黄土地，和他山西老家的气息相通。那种熟悉的、带着诗意的表达，击中了他。看完这部电影，贾樟柯就萌生了当导演的念头。后来，他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，和几个同学组了个“实验电影小组”，互相交换好不容易弄来的录像带，他们一起看阿巴斯，一起看蔡明亮，深受世界各地电影的滋养。
上世纪90年代，中国经济持续腾飞，人口开始流动，一批又一批农民工从村庄进入城市生活。彼时北京三环的路还没有建好，很多农民工就在边上搭起了临时的房子。贾樟柯写的第一个剧本《小山回家》，灵感正来自于校门口的农民工。他写了一个河南厨师，想在春节前找个老乡一起回家，通过他串起北京形形色色的人，带出底层人民在北京的生存状态。
剧本写完之后，在同学里反响不错，大家决定拍出来。七拼八凑，弄来了两万块。拍摄设备都是借来的。组里有个制片系的同学，父亲在报社工作，所以剧组从报社借来了摄像机。录音设备则是贾樟柯向学校老师“哭诉”来的。
《小山回家》拍了七天，剧组外号叫“蛋炒饭剧组”。因为拍摄工作总在深夜结束，食堂关门了，同学们只能一人点一份蛋炒饭填肚子，名字就这么叫开了。剧组资金短缺，拍完，贾樟柯又到处“蹭”机房，断断续续剪完了这部短片。
短片“首映”是在贾樟柯宿舍搞的，放了一半，同学们纷纷“离场”。贾樟柯觉得“打击很大”，好在同剧组同学没放弃，把它送到了香港参加影展。《小山回家》最终斩获了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故事片金奖，为贾樟柯叩开了长片拍摄的大门。
一个青年导演完成蜕变的第一步，是拍出第一部电影。而从短片到长片，是很多导演需要经历的过程。如何设计分镜头？如何设置机位？推拉摇移还是固定镜头？每一个问题都很具体，很细节。贾樟柯说，年轻的时候，他也是通过拍摄短片来获得相对完整的创作经验。很多工作方法，都是在短片中完成自我训练的。所以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，基本已经能做到心中有数。
在《小山回家》中展现出的潜力，让贾樟柯在90年代就获得20万的资金支持，开拍第一部电影《小武》。20万在当时算是一笔巨款了。但用来拍一部90分钟的胶片电影，还是有点捉襟见肘。紧凑的预算让贾樟柯只能够按3:1的比例去买胶片。3:1的意思是，平均每个镜头只能拍三条，拍到第四条就超支了。
贾樟柯还记得去柯达公司订胶片的情景：“因为买的尺数太少了，跟负责人聊天的时候，对方以为我在拍短片，我说我要拍长片，他惊呆了。”负责人沉默了一会，然后私人送了5本胶片，一本可以拍10分钟，等给贾樟柯多送了50分钟拍摄量。”
《小武》讲的是生活在中部县城的梁小武在接连失去友情、爱情和亲情后，最终还失去自由的故事。这部电影深刻承载着贾樟柯对那个变革时代的观察与感受。拍摄过程充满艰辛，拍到最后一个镜头，胶片还是不够用，最后只拍了2条，就匆匆完成了整部电影的拍摄。回望这段经历，贾樟柯觉得有些感慨。
好在，结局是令人惊喜的。《小武》在柏林大放异彩，贾樟柯自此被国际影坛注意。“从《小武》开始到现在，资金上都没有太大困扰了。”接受时光网专访时，贾樟柯坦言找钱拍电影不是他的难题，但电影创作，难就难在远不止需要解决资金问题。
深挖想拍的故事
“具体的困难是创作的困难，这是别人帮不了你的。”贾樟柯坦言，拍电影固然存在诸多现实阻碍，但最深层的难题在于，每一次创作都如同踏上未知的旅程。
回溯起时代带来的冲击，贾樟柯的记忆定格在20世纪90年代：“刚开始喜欢电影的时候，全国电影都快消失了，没有太多的机会和可能。”
彼时，全国票房只有10亿左右，影院凋零，许多中小城市甚至省会城市的电影院纷纷改成其他用途，放映终端几近消失。电影制作主力是国有电影制片厂，民营电影公司刚刚尝试破冰。“那个时候，成为导演是非常艰难的事情。”
贾樟柯一直强调自己是市场经济的受益者，“如果不是市场经济的自由化，可能成不了导演。”于是，见证了改革开放带来的产业更迭，以及自由开放的社会氛围之后，“变革”也构成了贾樟柯电影的鲜明主线。“创作灵感可能源于一个形象、一个事件、一段故事，甚至一个空间。我大多数的电影，都是想拍某类型的人，拍一类人的生存处境。”贾樟柯说道。
首作《小武》，镜头聚焦于县城小偷。那个戴着黑框眼镜、在拆迁瓦砾间茫然游走的边缘人物身上，无论是稍显笨拙的生存方式、还是对江湖道义的执拗，都精准刻画出市场经济狂潮下，个体尊严的失落与挣扎。小武在录像厅反复观看《英雄本色》，希望自己变成英雄的模样，但最终却难逃法网，在派出所“坦白从宽”的标语下，尽显时代赋予人物的荒诞与悲凉。
《站台》镜头对准县城文工团员，尹瑞娟在空旷办公室里的独舞，那份寂寥与释放，成为集体主义理想褪色、个体意识萌生的无声仪式；
《三峡好人》深挖三峡大坝建设中普通移民的故事。韩三明千里寻妻，沈红执着寻夫，他们随身携带的“烟酒糖茶”本应象征喜庆团圆，实则浸透了离别的苦涩与无奈；
《山河故人》以时间为线索，勾勒出代际沟通的差异，当移民海外的张到乐逐渐忘记母语，来自山西老宅的钥匙，便成了失落的文化基因最后的密码。
贾樟柯坦言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阅历的增加，经历了年轻时无法想象的情感体验后，关注的东西也在发生变化。“除了变革之外，会关注社会对人的影响，也会关注到人自身的变化”。
《天注定》聚焦四个来着中国不同地域的人，他们是时代微尘的注脚，微尘交错相遇，又要各自面对生活的忧伤。贾樟柯觉得这是他拍过最难的电影，“将社会事件跟传统叙述形成美学连接，既要书写现实处境，又要与中国叙事经验结合，是一次相当大的挑战。”
去年上映的《风流一代》，更是他用22年完成的影像实验。巧巧从千禧年喧嚣的迪斯科舞厅一路走到5G时代雾霾笼罩的街头，成为了中国剧烈流动变迁的活体标本，也融汇了贾樟柯对周围世界的感知。
“俱往矣，不回头。”《风流一代》上映时，贾樟柯还是有些感慨。他将生命各个阶段的体验，投射到了电影创作中去了。
他接下来的两部新片：一部预计11月开机，是公路游记电影；另一部讲述当代故事，暂未确定拍摄档期。
搁置数年的武侠电影《在清朝》即将重启。该项目原定于2020年搭景，后因疫情中断。贾樟柯谈及重启难度时提到：“一个很大的项目搁置一段时间后重新启动，不单单是钱的问题，还有心理准备的问题，以及演员的问题。过去十几年发生了很多变化，目标演员年纪状态也在发生变化，现在主要的演员都重新锁定了。”
面对近年武侠电影的沉寂，贾樟柯强调的是，找到新的独特的方法，给这种类型片带来变革，让观众觉得新鲜，继而走进电影院。他并不担忧观众对某种类型电影产生排斥情绪，而更“想把最想拍的东西拍出来，且努力把电影拍好，不要认为某个类型电影被观众遗忘了。”
寻找上升的通道
跟贾樟柯刚刚入行时相比，电影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年度票房从30年前的10亿一度跃升至600亿，银幕数量突破8万块。各类电影节展的创投项目、各式各样的青年影人扶持项目不断涌现。导协牵头的青葱计划，也来到了第九年。入围十强的导演会进入创作训练营，获前辈导演指点；五强项目更会获得青年导演扶持金，用于开发自己的电影长片。
眼见青年导演的上升通道越拓越宽了，一个看似矛盾的现实却是，很多青年导演慨叹，入行反而比前辈们更难了。
究其困境，主要来自两个方面。一是在整体经济环境不算明朗的当下，融资艰难，启动项目的原始资本难以获取；此外，青年创作者的思维面临局限性。即使创投遍地开花，但许多年轻导演在题材与表达缺乏新鲜感与独特性，因而难得获得投资。
面对青年导演的困局，贾樟柯的态度沉着又冷静。他指出，“每个年代都会碰到市场不太好的时候，每个时代都有会冲击年轻人内心的感受，年轻导演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，那就是对社会的高敏感度。年轻创作者应该将观察到的社会运行状态融入到创作中”。贾樟柯无意将困局的根源简单归咎为时代或环境的严苛，而觉得“不同年代都有不同的问题。”
青年导演还是应该努力地创作。如果因为创作同质化或不及格而在创投或扶持计划中得不到认可，“我不把这个叫做困难”，贾樟柯直言，这是创作者个人问题。创作个体的困难，终究需个体去解决。操作上的革新，业务能力的提升，这是创作者永恒的课题。即便身处“随便能找到钱拍电影”的理想年代，那属于创作本身的挑战，如何表达、表达什么，依然横亘在前。
就中国电影的发展而言，贾樟柯觉得年轻导演没有断代。他列举《河边的错误》导演魏书钧、《小白船》导演耿子涵。这些青年导演在艺术与人文维度上“是有进步的，是非常优秀的”。
与贾樟柯依靠《小武》开始闯荡国际影坛的轨迹相似，《河边的错误》导演魏书钧和《小白船》导演耿子涵也于近两年的戛纳电影节亮相，从而收获了更多关注。
谈及入围国际电影节之于青年导演的价值，贾樟柯表示：参加国际电影展主要的收获不是获奖，也不是与其他国家完成电影交易，“这些都是现实的好处，但更主要的是获得创作上的启发，获得引领青年导演贴近世界电影思考的引力。”
他打了个精准的比喻：“现在流行AI，如果你闷头做，可能会自认不错。但如果踏入一个国际AI会场，看到其他人技术更高，目标感可能顿时就会不同了，你会想要接近、要超越，要领跑.......”
国际影展正是如此锻造青年导演的，它重塑着创作者对自我的要求与视野的边界。
接受市场的审视和作品的遗憾
两年前，耿子涵首部长片《小白船》入围了第7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。作为第五届青葱计划五强之一，该项目在2019年开始萌芽，历经六年孵化，终于登上银幕。
不过戛纳的光环未能转化为票房的回响，上映半个月的《小白船》票房艰难突破80万。光环背后的耿子涵正在接受市场审视。面对冷峻的现实，她在接受时光网采访时坦言，“路很难走”。
《小白船》聚焦15岁女孩刘娴的孤独，描绘了她被充满活力的朝鲜族女孩金明美所吸引时产生的微妙情愫。“没有宏大的叙事，也没有强烈的转折”，耿子涵将镜头对准青春期难以言传的悸动，放大了两个女孩在友情之上的复杂情感。这部电影的诞生，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。
主演周美君和黄子琪都是耿子涵的朋友，一直以来都是友情支持。项目进入青葱计划十强时，编剧工坊导师薛晓璐导演曾提出修改建议，开头和结尾都经历了调整，突出了刘娴的成长性。从短片到长片的阶段，《小白船》又获得了青葱计划的100万奖金以及梁静公司的投资，得以继续孵化。相比其他青年导演，耿子涵能拍完这部电影并见证它上映，已经非常幸运了。
《小白船》之所以收获外界的关注，是因为两年前在戛纳亮相。耿子涵透露，戛纳之前，她也冲击过柏林电影节，最终未能入围，入围戛纳于她而言是“意外之喜”。
彼时，电影入围戛纳为她带来了密集的关注，微信被各种添加请求塞满，采访和品牌邀约接踵而来，“有种被簇拥的感觉”，回望那段时光，耿子涵形容“像突然到了一个光鲜亮丽的舞台，还没来及反应过来。”业界的目光聚焦在一个初出茅庐的导演身上，那段时间，她认识了很多很多人。但到最后，她发现，电影的路还是要自己去走，创作的路还是要自己去走。
《小白船》的投资几乎全部投入制作，宣发费用少之又少，耿子涵自掏腰包垫了一些，制片人郑菁亲自下场主持首映，电影最终还是以近乎“裸宣”的姿态登陆院线。
“到了这个阶段，我很被动了，有些事情已经不以意志为转移”。耿子涵表示，宣发没有找到另外的投资商，她原本对这部“裸宣”电影的票房憧憬只有5万，80万已经超出了她的预期。没有收回成本会固然会有些遗憾，但《小白船》还是让她拥有了“一个很好的开始”。
青年导演曲折的经历从来不是孤例。难以筹募资金拍摄，拍摄完成后没钱做后期，做完后期后难以上映，能上映了没钱宣发，没有排片，进入市场后成绩欠佳......这都是当下的电影创作者，尤其是青年创作者普遍面临的困境。
电影行业越来越不景气，青年影人这时候入行是否还算明智？
“一方面，现在的经济环境下，入哪一行都不容易。没有哪个行业是躺着赚钱、很轻松的。每个项目都有自己的命运，再难的环境下都会有成功的作品，就看那一个是不是你。
另一方面，现在大家不愿意进电影院的原因有很多，有一种原因也许是，电影多样性不够，如果电影行业想长远发展，青年导演需要创造更多可能。”耿子涵的答案带着辩证的思考，她说自己不想扭头就去拍商业片，还想走作者导演这条路，“路很难走，但总得有人走”。
在资本退潮，行业低迷的时代里，青年导演上升的通道或许从未平坦，但它存在本身，就召唤着每一代不甘沉默的灵魂。年轻导演扎根市场浪潮中，如同青葱盘踞岩石裂缝里，迎风击碎困难，才能往上生长。
